第五十九章、有病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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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政权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全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政权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客夺主权啦,土著对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过手去;就这一亩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却要分润于汝,汝却无可予我,那谁肯甘心啊?!
故此裴该对平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政权已经基本上稳固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认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会——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咱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恢复民生不利——南北资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二则也怕再生什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至心寒。因而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议南征之事。
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形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水师沿江而下,夹击逆贼。
“南人孱弱,非我百战精锐的对手,所虑者唯王敦水师也。则若以巴蜀水师相敌,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其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吴。
“于今断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当期以三载,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积储丰厚。”
郭默闻言不禁笑道:“枢使此言,未免太过持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