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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晚年张爱玲在美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她仍然无法摆脱生活中“咬啮性的小烦恼”，因为“虫患”，她多次搬家迁居，为了行动方便，东西全扔光，甚至住在酒店里。司弦想估摸一个时间，带着小甯去拜访她，虽然她不一定见她们，也好让小甯圆了这个念想。
夏志清和张爱玲的通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司弦是通过他才联系到的张爱玲，司弦对文学没有什么见地，完全仰仗后世的文学发展路径和夏志清聊起来的。
1984年11月，张爱玲第一次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虫子”：“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匆匆写张便条寄地址来。”
12月的信中称自己一年都没有固定地址：“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
之后三年张爱玲都没有给夏志清写信。夏志清隔一段时间去信问候，都没有回音。司弦也听过后来的说法：“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张爱玲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多达180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180次搬家”确有其事，但张爱玲在这段时间内因她认为的虫难频繁搬家是可以从信中看出来的。
1988年夏志清再度接到张爱玲来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张爱玲根本收到了没有时间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这封信里提到自己去看了医生，查出“皮肤过度敏感”，用药立刻好了。据此可猜测，“虫难”也许只是皮肤敏感的瘙痒，她当时还准备写篇文章回顾这场“人虫大战”。
按说“虫难”已告一段落。1991年11月的信中张爱玲再度提到“虫子”：“先些时我又因为逃虫患搬家，本来新房子没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内泛滥，杀虫人全都无效。最近又发现租信箱处有蚂蚁……接连闹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
后世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人虫大战”不过是张爱玲的心病，司弦也提了出来。夏志清夫人王洞不想轻易下判断：“我们不在洛杉矶，不晓得她到底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肤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关系，这就很难讲了。”
有学者则将其归纳为作家敏感天性，张爱玲是敏感的，不敏感很难成为大作家。也有把张爱玲的疾病缠身上升到“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残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
张爱玲越到晚年越孤僻，和夏志清来信经常嘱咐“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虫难”不断的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电话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外泄，自己不爱接听陌生人电话。所以司弦也是用通信的方式与张爱玲联系。夏志清和司弦聊到了，当张爱玲给了他号码，他先是去信和张爱玲聊，可不可以讲个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yd，请把新号码给我。”
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id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al气息很浓。”如此婉拒了讲电话的要求。
张爱玲能够给司弦回信，是司弦怎么也想不到的，她大感意外。司弦去了很多封信，谈到能不能讲电话，但无一例外是石沉大海。张爱玲好像在做人生的减法，把身边的一切都慢慢的拿掉。
关于文学方面，其实司弦还是比较词穷的，夏志清给她的信件，她也经常旁敲侧击地给资父看，生怕自己的见解穿帮。资父是那个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无心插柳，资父和夏志清成了笔友。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读下去。他认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权威、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让自己的想像和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的意见，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这些想法和资父是不谋而合的，君子相交，总是和而不同的。
张爱玲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与吕碧城、萧红、石评梅齐名。受资父资母的影响，资钧甯读了不少书，父母并不反对她读书。那个时代父母并不是很开明，认为顾好课本就有了，这些书都是讲些闲情逸致，没有什么用。资父资母不一样，他们本身就是大学教授，自然也经常带着资钧甯一起上课看书。
“司弦，我们真的去美国吗？”现在已经放暑假了，资钧甯咬了口冰棒。
“嗯是啊，先去办签证，办完签证就可以飞美国了。”司弦凑过来，也咬了口资钧甯的冰棒。那个时候的冰棒是盐水冰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