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材料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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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诱惑小说请关注微信 npxswz 各种乡村 都市 诱惑 隋朝（581—618年），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又短命的朝代。历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隋恭帝杨侑三世，共38年。隋朝的重要在于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也为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隋朝又如此的短命，有人将隋与秦相比较，认为这两个朝代有诸多相似之处。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历史贡献，是继往开来的朝代又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那么，历史真的存在周期律吗？隋朝灭亡的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回到波澜起伏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找答案吧！
隋朝统一
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建立者是北周外戚杨坚。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时的军事将领，是西魏的十二大将军之一，曾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忠死后，子杨坚袭爵。说杨坚是外戚，是因为杨坚的女儿嫁给了周宣帝宇文为皇后，周宣帝在位一年就传位给太子宇文阐，即周静帝。他自己称天元皇帝，仍旧执掌朝政。
杨坚就成了太上皇的岳父、皇帝的外公。580年，天元皇帝驾崩，郑译、刘等大臣密谋，假传遗诏，命杨坚入朝，让他掌握军政大权。杨坚掌权后，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用法较为疏阔。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士人愿望的。他残酷地打击北周宗室，将北周皇室中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全部除掉。北周大臣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起兵叛乱，很快被消灭。在当时，杨坚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遂于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称帝，改国号为隋，杨坚就是隋文帝。
隋朝建立之时，面临的形势是：北面的突厥频频南下，虎视眈眈；南方的陈朝，偏安东南，负隅顽抗；东部旧齐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东北的高句丽，积极备战，觊觎中土；西域之地，政权众多，各自为政。隋文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采取长孙晟“离强扶弱”的政策分化突厥各部，使各部之间频起战火；另一方面，打击以高保宁为代表的旧齐势力，并使其在逃奔契丹的途中被部将所杀。解决了北部、东部的威胁之后，杨坚就积极蓄积力量，准备消灭南方的陈朝。而此时的陈政权正处于“亡国之君”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之下，玉树后庭花的曲声笼罩着整个陈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次年正月，隋军渡长江，攻陷陈都建康（今南京），陈朝灭亡。而就在隋军陈兵江边之时，陈后主还对属下讲：“南京是王气所在，北齐三次来犯，北周两次南侵，没有一次成功的，隋军此来又能如何！”在隋军渡江进逼南京城下之际，陈叔宝仍然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又熟睡到天黑，丝毫没有亡国的担忧与恐惧。这样的君主岂有不亡国的道理！隋灭陈，完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全国统一。
为巩固统一，隋朝在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敕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敕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各政权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开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降低了百姓负担，便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实行临时性的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开科举。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选官时还要调查先辈有无做官的资历。其结果是，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
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是被毒死还是气死？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
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
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
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与杨素。
高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
杨坚代周之前，高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征求意见，高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因为高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与太子成为了亲家。
文帝认为高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心存芥蒂。
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的态度。何人进的谗言呢？当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西魏大将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后，与杨坚是结发夫妻。杨坚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氏，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独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事实上，独孤氏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杨坚的施政指手画脚。尤其是到了晚年，独孤后屡进谗言，废立太子也与她的坚持有关系。而高结怨于独孤后实出于一件小事。当初，文帝宠幸后宫妃嫔尉迟氏，独孤后知晓后，趁早朝之际，将尉迟氏杀害。杨坚闻之，怒不可遏，但惧内的杨坚又不能将独孤氏如何。他独自骑马跑入禁苑之中，高等人在后面追赶，大声喊道：“陛下怎能以独孤后一妇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呢？”文帝止步，认为言之有理，遂回宫，一切如故。高的一句话，使文帝平静下来，却使得独孤后勃然大怒，遂与结怨。之后，她利用文帝对高的怀疑，频频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高在随同汉王杨谅征讨高句丽的时候，专横跋扈，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统帅杨谅放在眼里”，“高与太子关系亲密，怕是不利于陛下，若想废勇，应先除”等。这些话，让文帝对高更加没有了信任。
遂借故将高免官。后来，高的属下检举高的儿子曾经对说：“三国时期，司马懿起初称病不上朝，最后得天下。父亲现在这样的境遇，可能会有福气降临啊！”杨坚闻之，立刻将高囚禁，并对大臣说：“自比晋朝皇帝，他想干什么？”于是将高贬为平民。高失信于皇室，最后被炀帝借口诽谤朝政而杀害。高对杨氏一片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可怜！可叹！隋文帝不识善恶，屠戮忠良，可悲！可耻！
在罢贤相高的同时，杨坚却重用奸臣杨素。
杨素并非毫无才干之徒，他同样具有文韬武略。“才”与“德”在评价人的搭配上是这样的：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前两种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受人尊重，而后两种人则是社会唾弃、诟骂的对象。杨素属“有才无德”一类。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讨得文帝欢喜，而又是如何导致隋朝衰亡的？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杨素的祖辈都是西魏、北周显贵。他本人也因平齐之功，而被周武帝封为县公。杨坚掌权后，杨素便投靠到他的门下。隋朝建立后，先后拜御史大夫、纳言、内史令、尚书右仆射，被封为越国公，出任平陈主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司徒，改封楚国公。大业二年，病卒。从杨素的经历来看，他乃出将入相之才，很有才干。而且杨素深谙为臣之道，在颇好猜忌的杨坚父子身边，竟能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可谓“政坛不倒翁”。
杨素得以被文帝赏识也是由于他的才能。杨素多次参加战争，屡任主帅，几乎每战必克。
此外，杨素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博览群书，擅写文章。为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办事稳妥。
杨素的种种优点使得文帝对他颇为满意，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但此人精于政治投机，打击异己势力，瞒天过海，不择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晓的。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用法严酷，朝中旧臣，罪小罚重，多已杀尽，最后只剩下狡猾的杨素，文帝对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帮助杨广弑君的奸臣。
杨素的政治投机有两次：一是废立太子，二是谋弑文帝。
当文帝与独孤皇后起了废立太子之念的时候，杨素已经察觉出来，并通过弟弟杨约与晋王广秘密接触，筹划废立之事。杨素借助与文帝频繁接触的机会，向文帝进谗言，诬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荐晋王广仁孝节俭，颇类文帝，对于杨坚做出废勇立广的决定，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于自己日后的仕途考虑，毫无公心可言。
